历史掌故

 

一、后燕丁太后的谥号

丁氏一人得献庄皇后与献幽皇后二个谥号，这是怎么回事？

丁氏，本为后燕三世王慕容盛的伯母，即慕容令之妃，慕容盛回龙城为死于宫廷政变的伯父复仇之后，即燕王位。为了祭奠先尊，曾追封其伯父献庄太子慕容令为皇帝，同时号其妃丁氏为献庄皇后。此时，献庄皇后丁氏正当貌美年华，又被称为宫中尊长，她在养尊处优百无聊赖之中，竟与慕容令之弟，当时为河间王的慕容熙暗送秋波，那慕容熙本是好色之徒，又自恃皇权，便寻找一切机会出入后宫向丁氏献殷勤。这样，叔嫂二人便避着燕王慕容盛结下了一番情缘。

公元402年，后燕王慕容盛死于内乱，丁氏不顾群臣劝谏，竭力主张慕容熙为燕王，并伙同慕容熙谋杀了太子定和慕容盛之弟慕容元。叔嫂二人夺得大权后，更是骄奢淫逸，日夜寻欢。不料，好景不长，时逢前中山尹苻谟二女流寓龙城，被人暗献入宫，慕容熙生性贪色，竟决定同时纳娶姊妹二人为贵嫔，整日凤倒鸾颠，交相宠幸，早已把那丁氏遗忘冷宫。痴情的丁氏曾一再遣侍女请熙，熙不但不去，还谩骂侍女并恶言丁氏。此时，丁太后方后悔不已。于是，她恼恨至极，又生出谋逆之念，便伙同家兄之子尚书丁信，谋反废除慕容熙。哪知这妇人计划，竟早已被慕容熙识破，于是下令处斩了丁信，又逼丁氏自尽，丁太后只得饮恨自杀而死。

丁氏自杀之后，慕容熙当年就宣立大苻戎娥为昭仪，立小苻为皇后，在欢心之余，竟也起了怜悯之心，于是又追封丁氏为献幽皇后。后人评曰：奸邪乱政，终必自毁，而曲径弄权的慕容熙，最后也成了后燕亡国之君。

 

二、唐太宗在柳城东南部亲祭征辽将士亡灵

《资治通鉴》载，唐太宗在东征高丽班师途中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阴历十月十一日，来到营州（今之朝阳），召开追悼大会，亲自祭奠战死将士亡灵。

据史书上说，唐太宗这次“御驾亲征”，历经八个多月，拔除高丽玄莵、横山、盖牟等十个池城，迁徙辽、盖、巌三州户口，并入中原者七万多人，在新城、建安、驻骅三大战役中，歼敌4万人，唐营阵亡士卒亦近2000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太宗认为这次东征不算成功，深感惋惜。回师到营州之后，颁发诏书，命令各路军（东征军队分水陆两路并进，陆路又分三路进军），把阵亡的士卒骸骨收集起来，葬于柳城（今朝阳县十二台乡袁台子村）东南，并杀猪宰羊以祭之，又亲笔写祭文，开追悼会，痛哭失声，随从的大臣们无不流泪，致使战死者亲人十分感动。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可恨。”太宗在朝阳逗留十天，处理完善后事宜，于十月二十一日离去，“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榆关。”

 

三、“九反朝阳”之说

“九反朝阳”，遐迩闻名。此说虽起于清朝末叶，但其历史的渊源，却要追溯到距今150年以前。

19世纪中叶，清帝国开始走下坡路，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加剧。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朝阳逐渐形成了官府衙门、蒙古王公和洋教堂三股政治势力。苛政如虎、王公横暴、洋教逞凶，是悬在朝阳广大蒙汉民众头上的三把利刃。人民群众在三股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残酷压榨下倍受煎熬。人祸之外，又加天灾。自同治年间以来，朝阳大地连遭大灾，广大蒙汉民众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一贫如洗的民众，只好铤而走险了。

从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朝阳寺（今北票上园）的蒙古族喇嘛根顿、招六聚众造反开始，到清帝国覆灭的七十余年里，朝阳地区就连续爆发了较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十几起。在根顿、招六起事不久，朝阳县东大板回子沟（今北票境内），回民韩三、韩四兄弟二人也聚众造反。

从此，广大贫苦民众的大起义形成了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之势。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朝阳县七道岭人刘珠会同蒙古族人白凌阿和奉天人王达，在义州举旗起义，又一举攻下了朝阳城。紧接着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震动了朝廷中枢的李凤奎领导的民众大起义（载入《辞海》）。这次起义遭到朝廷血腥镇压后，李凤奎的部将王钟元率部突围到辽北地区重整旗鼓，并与当地赵大刀领导的义军合并，转战辽沈地区四年之久。在同治四年（1865年），王赵率义军四千余人挥师西进，又一次攻占了朝阳城。

同治十三年（1874年），朝阳东荒的庄老三与蒙民郭达把又聚众造反。在其后的17年间官府又连续镇压了几起小股起义。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喀喇沁左翼旗东哨人蒙古族乌开基，又率领蒙汉人民聚众起义，再一次震撼了清朝廷，留下了“阴（殷）阳（杨）不和，挤走破锣（罗）”的趣话。

在乌开基起义的同时，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在朝阳也引起了巨大反响。义和团运动后期，朝阳又发生了气壮山河的朝阳县铧子沟人邓莱峰领导的抗洋运动。

这一次次以“反朝廷”、“反蒙古王公”、“反洋教”、“反贪污官吏”为宗旨的民众武装起义，虽每次都以流血失败而告终，但都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统治者。因此，那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对朝阳人民的义举恨之入骨。他们在挥刀舞枪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也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并强扣在朝阳民众头上一顶黑帽子——“九反朝阳”，以混淆视听。“九”者多也，故又有“久反朝阳”之说。

在民国的军阀统治时期和日伪时期，富有革命传统的朝阳人民继续与反动统治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因此，他们又于清朝统治者之后，继续对朝阳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与恶毒咒骂。

这就是所谓“九反朝阳”的渊源。经过一百多年的斗转星移，那些“九反朝阳”的炮制者和传播者们，早已成为历史车轮下的丑类。而拂去历史的尘埃，出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九反朝阳”是朝阳人民英雄本色的真实写照，是朝阳人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度概括！

 

四、“玉清宫”与总监部

“玉清宫”是坐落在朝阳县南部肖家店的一座清代古刹。数百年来，这里是善男信女们顶礼膜拜的地方。但“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这座古刹也派上了新的用场，成为辽西地区抗日救亡的中心之一——东北抗日救国军总监部。

朱霁青是辽宁省北镇县人，1901年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26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他素主张爱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后，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和自己年已半百，在部分爱国同僚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毅然率领部分同志，于1932年初回到了抗日最前线——辽西地区进行抗日活动。

他出关后，先到朝阳县七道岭大马场爱国人士汪孝芳家落脚。在汪家成立了东北抗日救国军总监部，自任总监，汪孝芳为参谋长。不久便把总监部设在玉清宫。

朱霁青除积极联络各股抗日武装，协同对日作战，还积极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创办了油印小报《抵抗》。

在朱霁青的奔走呼号下，热东、辽西一带的自发抗日武装——李海峰、孟昭炎、刘纯启、王震、刘振东、苑久占都加入了总监部的军事序列。由于朱霁青供给给各部抗日义勇军一些军事物资，对义勇军官兵鼓舞很大，各路义勇军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仅朝阳县二十家子一带各乡村，两个多月就用两千余人参加了义勇军。

除各路义勇军独立作战外，朱霁青还于1932年4月、10月，两次调动兵力攻打义县，给侵略者以很大打击。

在第二次攻打义县前，朱霁青在大马场进行了军事检阅。各路义勇军数千人参加了检阅，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日本侵略者对朱霁青的抗日活动恨之入骨。在第二次攻打义县的战役后，日军派六架飞机，对大马场进行轰炸。同时还散发传单，扬言谁抓住朱霁青交给日军将得到重赏。据1932年9月12日的《京报》报道，日军曾“悬赏十万缉朱”。

日军占领热河后，朱霁青于1933年5月转道回到了北平，总监部也随之撤销了。

朱霁青回到北平后，广泛向各界呼吁，要求各界、各阶层热切支援在艰苦卓绝环境中坚持抗日的辽西及热东抗日义勇军，造成了很大影响；同年他又参加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任命为总参议。

朱霁青领导的抗日总监部所创下的抗日业迹，以及曾作为抗日总监部所在地的“玉清宫”，都将永在朝阳人民斗争的史册上闪耀光辉。

 

五、  古贺之死

古贺传太郎少佐是日本侵华陆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二十七骑兵联队的联队长，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1932年1月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我辽西重镇锦州以后不久，便霸占了当时的锦西县城所在地——江屯。丧失民族气节的县长张国栋献城投敌。由于江屯地处朝阳县边境，因此，日军横行、官军败逃、县长投敌，就更加激怒了富有革命传统的朝阳、锦西广大群众。他们纷纷串连，集结武装，准备抗日。

当古贺传太郎得知群众调动武装的消息时，自恃兵马强壮，决定立即出城扫荡，以显示军国神威。他率领50多名骑兵和石野宪兵小队28人，耀武扬威分两路出了江屯。义愤填膺的锦西、朝阳两县武装群众早已严阵以待，设好了埋伏。古贺和石野率领的两股日军，在上坡子屯和龙王庙屯分别遭到了民众武装的突然袭击。由于出乎意料，侵略军仓促应战，陷于被动；而抗日民众却越战越勇，很快就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死伤狼藉。

一场激战，民众武装虽也遭受重大伤亡，但一举击毙了古贺少佐和米井大尉、石野中尉、野口中尉和士兵40余人，击伤20余人，打死和缴获战马30多匹，长短枪数十支，古贺指挥刀一把。与此同时，奉命回锦州取弹药的松尾声运输队，在钱搭子屯也被民众武装袭击，无一兵一马逃脱。

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锐气和威风。日本关东军出版的《满洲事变实志》一书中，惊呼这一事件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并哀鸣“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这一新闻不仅震惊中日朝野，也传遍世界各地。

领导这一抗日壮举的民众领袖，是朝阳大地的热血男儿刘纯启。

刘纯启，朝阳县缸窑岭烧户沟（1961年划归锦西）人。由于他领导的抗日斗争功绩显赫，不久便被东北抗日救国会领导的东北义勇军任命为第三十四路军司令，在抗战中屡建奇功。1933年病逝于朝阳县根德乡曹杖子村。

 

六、  万人坑

北票的万人坑有五处，其中较大的是台吉万人坑和城子地万人坑。据北票矿务局1968年在台吉南山挖掘的结果，在不足17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挖掘出6500多具尸骨。这些尸骨中，有的用铁丝捆绑着，有的戴着镣铐，有的被刨穿颅骨，有的被打断腿骨，有的张着大口形似呼叫，可能是被活埋的。万人坑记录着北票矿工的血泪史，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过去在北票矿工中的一首歌谣唱到：“昔日矿工悲歌多，矿工血泪染山河。只见煤车天天走，不见矿工几人活”。沦陷时期，日军在北票煤矿实行的是“人肉开采”政策。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日军统治北票的12年零5个月内，共掠夺精煤8639638吨，这些煤炭都是用矿工生命换取的。这一时期，先后招募、拐骗、抓捕进矿的工人有56530人，被摧残致死的即有31200人（不包括伤残者和家属），占进矿人数的55.2%，平均每生产277吨煤，就得付出一个矿工生命。当时日军运走的是乌黑程亮的炼焦煤，留下的是嶙嶙白骨。

当时的矿工死因很多：冻死、饿死、片帮冒顶砸死，跑车撞死，坑道透水淹死，瓦斯爆炸烧死，用各种刑法刑具害死的，还有带气活埋的，死得都很悲惨。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最初是黄土盖脸一尸一坑，没过几年，在北票的南山、城子地、台吉的南山、三宝的窑沟形成了群群荒冢，出现大片墓地。因占地过多，冬天又难凿穴，以后就把尸体胡乱抛在荒山沟壑。死者家属为寻尸掩埋，满山哭叫，找到的便运到墓地捧上一丘黄土，找不到的就望空而祭，哭声震天，那时北票矿外围是尸骨满沟壑，野狗出没，特别是吃人吃红了眼的野狗，扰得路断人稀，有的狗把人头、手、脚叼进工村和郊区人家，使人见了不寒而栗。春天一到，雪化冰消，血水则顺水沟而泻，血腥气味吹进工村，腥臭难忘，激起人们无比的愤恨。日当局为了缓和工人门的抵抗情绪，民国30年（1941年）正月十五日，雇人在台吉南山挖了长15米，宽2米，深1米的大沟，用来掩埋矿工的尸体。此后就先挖好一排排这样的大沟，用木栏装尸，每栏内装五、六具尸体，颠倒而置，在坑内排满一排木栏，盖上一层土，层层加高，逐步放满，成为人窖，这就是万人坑。

七、  慕容皝之东庠——前燕最高学府

慕容皝就是一位精明强干、有所作为的君主，“雄毅多权略，尚经学，善天文。”文武全才。东晋成帝咸康三年（公元337年），自立为燕王，史称前燕。不久，率兵征服了同族（鲜卑）强大的段辽，又使高句丽王钊臣服于燕，接着又率兵进攻石季龙，进渡武逆津，入于高阳（均在今河北省境内），所过焚烧积聚，徙幽翼三万余户，获胜而归。慕容皝的势力逐渐强大。迫使东晋王朝不得不正式晋封他为燕王。

咸康七年（公元341年），燕国从京城（今义县附近）迁都龙城（今朝阳），并新建和龙宫。随即兴办教育，建立学堂。据《晋书·载记第九》记载：“赐其大臣子弟为管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行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救’，文著《典戒》十五篇以教胄子。”

这所“东庠”就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可称为国立大学。设在旧宫里，有学生1000多人，说明条件之好，规模之大。慕容皝亲编教材。其中所谓“急救”系指蒙童带韵文的课本之类的书；《典戒》系指讲常道准则、训导之类的书。亲自授课，可见重视之程度，作为一国之君，日理万机，且战事频繁，还要指挥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拿出一定时间，亲办教育，培养人才，真是难能可贵啊！

又据“《钦定四库全书》载，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通经秀异者擢充近侍。”这就是说，慕容皝亲自考试学生，对品学兼优的学生，提拔到他的身边任职。

在战乱之秋，一国之王，亲抓教育，创办大学，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亲自选拔人才，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